原文：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谓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自诬服。庆疑之，乃召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对曰：“无。”曰：“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主人特以痛自诬，非盗也。彼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其所失金。 

 ———录自《北史•柳虬传》

　　译文：有个商人携带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借他人房屋居住。每次外出，常常自己拿着房间的钥匙。没有多久，房间紧闭如常而黄金却全部丢失。商人说是房主人偷的，郡县官府对房主人进行拷讯审问，房主人只好被迫认罪。柳庆听说后，觉得可疑，便找来了商人问：“你的房间钥匙经常放在什么地方？”商人回答说：“经常自己带着。”柳庆问：“你可曾与别人一同住宿过吗？”回答说：“没有。”又问：“与别人一同喝过酒吗？”回答说：“前一阵曾与一个僧人痛饮过两次，醉得大白天还醒不来。”柳庆说：“房主人只是因为刑讯痛苦才被迫认罪的，并不是盗窃犯，那个僧人才是真正的盗窃犯。”当即派遣差吏前往逮捕僧人，结果僧人已经携金潜逃。后来捕获归案，并如数查获了商人所失之黄金。

　　点评：古代社会将“罪从供定”奉为圭臬，只要获取了口供，即可定罪。基于这种朴素的思维模式，为了获取口供，古代的官员们便可堂而皇之地进行刑讯逼供，进行“大刑伺候”，成为古代社会合法的暴行，正所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而刑讯逼供所带来的，则是给所谓的罪犯在肉体与精神上带来双重折磨。现代刑事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揭示了古代社会刑讯逼供的弊端：“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

　　我国现今反对刑讯逼供，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但是口供的“魅力”仍然引得侦查人员进行刑讯逼供。佘祥林说“当时我已被体罚毒打了十天十夜，早已处于昏睡状态，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地顺应。”经验与教训让我们已对此作出了思考，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余祥林倒下去了，一百个余祥林又出来了这样的悲剧。

　　当然，历数刑讯逼供的弊端也并非是对口供这种证据形式进行否定。相反，口供应该得以被重视，作为证据之王，当然也有其自身可以荣耀之处，毕竟其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总结。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我们的法律对侦查机关的要求也日益严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证据链中的作用也日趋淡化。在我国司法审判的实践中，出现了零口供规则，即虽然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但在充足的实物证据面前，法院依然可以定罪量刑，这无疑可以转变侦查机关的侦查方式，提高侦查技术，重视获取口供之外的其它证据。

　　柳庆讯囚获真盗，寥寥数言，却反映着司法审判对“追求公正”这一古老格言的孜孜以求。无论是不轻信口供，还是反对刑讯逼供，实质上都是对这一格言的最好诠释。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必将获得进一步的传承与发展。

*麻策，本所刑事法律部实习律师，宁波大学法学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