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关于金融海啸的信息铺天盖地，动辄万人的裁员计划让华尔街一片风声鹤唳时，两则这样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

　　“9月25日，成立于1890年、拥有700多名律师、在全球有14 家分所的美国海陆律师事务所(HellerEhrman)宣告破产；10月28 日，已有84年历史、600名律师的美国思瑞律师事务所(ThelenReid) 通过全球合伙人决议决定破产”

　　这两家拥有一大批优质客户（包括通用电气、微软、索尼、苹果等）、在业界颇有声誉的律所破产，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金融风暴对于律师行业的影响。而近期一些国内大所的裁员信息，更是让我们现实地感受到，即便是我们国内律师，亦不可能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独善其身。因为今天的我们，早已不再单纯是各类商事活动“事后救济”的参与者，更是“事前事中”法律服务的提供者。此外，受金融风暴和我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行的违约撤资、外汇损失争议、信用证纠纷、内外贸易应收帐款纠纷、企业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一系列债务清偿、破产重整、并购等各类争议的大量涌现，相应法律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也给我们的业务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经济走向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律师业务的发展与其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休戚相关。而身为中国律师的我们，是否具备宏观视野，如何学习将我们业务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进行时空对接，学会关注和预测，懂得选择与安排，这已经是行业发展所无法回避的课题。

（二）

　　去年在美国大型律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 华盛顿总部，德高望重的行政总监Michael Emery 在向我介绍美国律师制度和规模律所的发展时，有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是“美国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化和国际化是随着美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而完成的”；二是“我们业务是跟着客户需求走的，律所专业和专业化是通过及时发现并服务客户需求而完成的”。

　　对照美国律师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律师事务所在规模、管理、市场渗透等方面，与其七十年代的情况较为相近。那时的美国律所，三五十人已是颇具规模了，而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其中一大批律所伴随着美国企业的全球化扩张，成为了今天动辄几百甚至上千人规模化、国际化的大型律所。

　　在这里，笔者无意预测和探讨我们律师业的发展模式与路径，而是希望通过历史的反观，寻求我们应该共同拥有的使命感。因为我深信，即使在金融风暴依然肆虐的今天，对于中国经济和企业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定位与角色，我们依然充满信心。那么，当危机下的中国企业开始考虑“世界是平的”、着力于转型提升，用心准备跨步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我们开始准备了吗？ 

（三）

　　《律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虽然就技术层面而言，立法上对于律师作这样的定义并无不妥。但这个定义还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遗憾，因为觉得它未能体现律师业应有的地位与价值，也限制了它未来作用的发挥。

　　定义是否等于定位？相信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一个职业的社会定位不会是单靠条文描述的，它应是与这一职业社会责任相对应的整体形象综合。因为只有责任才能体现价值，而只有价值才能彰显定位。

　　那么什么是我们律师的社会责任？我想它不应被单纯地理解为敬业爱岗，也不能被片面解读为参与公益事业，其真正的核心应该是：以法律知识和技能为手段积极参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以帮助实现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发展。在当前，这既可以解读为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律师创造性地参与各类纠纷的协调处理，也可以体现为通过知识技能储备和律所管理的战略转型提升，积极应对我国经济和企业战略转型及全球化发展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律师不仅要有“荆棘处落脚”的勇气，有时还需要我们有“月明处转身”的智慧！

　　这样的责任要求我们：能以积跬步以千里式的勇气，伴随我们年轻律师业的成长；要有宏观视野和职业使命感，理性认识行业的成长规律；不因一时挫折而放弃，也不因一时“成就”而失去方向。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职业――“律师”的定位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如美国法学家罗斯科·邦德（Rouscoe Pound）表述的：

　　“律师是一个作为促进公正和公共福祉的共同职业的一分子，在为委托人服务和为公共服务的精神中，追求博学艺术的法律专家”。

　　是远见，也是目标，它铸就责任，它成就价值。

*陶海英，本所高级合伙人、国际投融资法律部主任，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浙江省律师协会涉外和海事海商业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