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大约六年前，我曾经的同事、非常有才华的斯伟江律师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做律师》，几年的时光流逝，文章的内容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模糊不清了，但这个题目与文章“传法治之道、行法治之道”的论点，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晰。金道创所之后，我更常常会以该题目而扪心自问，并进而思考：金道所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律师，金道所究竟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
　　最近，偶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周大伟先生的一篇文章 ①，介绍了1949年前后的王明，这个命题令我大感兴趣。吾辈从小就知道王明，熟知他的教条主义与“王明路线”，但倒真的从未探究过王明在长征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后去干什么了。读完文章，方知自己孤陋寡闻，做了十多年律师了，现在才知道王明还曾经在新中国法制史上留有过如此重要的痕迹。从1945年到1950年，王明分别担任过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等重要法律文件。周大伟先生在文章中分析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会让王明——这个曾经令他最伤脑筋的政治对手——担任法律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个职务，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工作既不属紧要又不紧急，法律委员会主任大致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冷板凳’”。
　　于是再想，金道所创立之时所提出的“为客户寻求法律问题的最佳解决之道”，是否真的涵盖了我们创立金道所的全部理想与信念？客户乃金道之衣食父母，为之而倾全力，均属金道人之份内所属。但是否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呢？虽说法乃公器，但倘若法仅仅被 认为是解决问题之器，是否也会有沦落为“可有可无”之时？以前常常有感于客户宁愿“出事”了才想到律师，才来找律师“亡羊补牢”，却不肯“未雨绸缪”，现在却忽然觉悟，这其中是否也有我们律师未尽之责？
　　欣喜的是，全体金道人与我一样，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今年初，金道所在全所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征集“金道释义”的活动，年轻的金道律师们一起考虑了我们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在征集到的“诚信是金、正义为道”、“守信如金、为业载道”等等文稿中，我们分明看到了金道人闪烁着理想光芒的思考。
　　更令人高兴的是，金道人已经将这些思考付诸于行动。承办“首届浙江中小企业法治论坛”、主持“规范房产中介市场、推动房产交易健康发展”论坛、参加“3.15维权咨询”，入选“浙江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顾问所”、担任公益性质的“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法律顾问”等等，金道人已经用行动来表明，对于我们而言，法律将不仅仅是器，根本上还是道。金道人正努力地超越小我，将“传法治之道、行法治之道”的理想薪火相传。
　　1956年，王明最后一次去了莫斯科，从此一去不返；20多年后，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担当起了在中国推进法治的重任。1959年，新中国取消了律师制度；而在恢复律师制度20多年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骄傲地宣传这些年中不凡的执业成就……历史是如此地令人深思。今天，当我们欢庆改革开放30年时，我们更需要想想，再过30年后的中国法治史上，金道是否能拥有一席之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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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慧，本所高级合伙人、公司法律部主任，浙江省中小企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民盟浙江省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律师协会公司与证券业务委员会副主任。
①周大伟：《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见张士宝主编：《法学家茶座》第18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