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系，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长孙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赎。胄曰：“校尉与无忌罪均，若罚无忌，杀校尉，不可谓刑。”（太宗）诏复议，德彝固执，帝将可。胄曰：“不然。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误，不得独死。”繇是与校尉皆免。
———摘录自《新唐书•戴胄传》     

　　译文：大理寺少卿一职缺人，唐太宗说：“掌管刑狱的大理寺，关系人的性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即日便任命戴胄补缺。长孙无忌被召入宫，没有解佩刀进入东上阁见太宗。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说：“监门校尉没有察觉，论罪当死，长孙无忌则当处以赎刑。”戴胄说：“校尉与长孙无忌所犯罪行是相同的，若以赎刑罚长孙无忌，却判校尉死刑，则刑罚不公正。”太宗下诏复审此案，德彝固执已见，太宗意欲同意。戴胄说：“不可这样，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致获罪，按法当比无忌轻判；若都有错误，不应该只有他死。”因此长孙无忌与监门校尉都被赦免。

　　点评：
　　法贵乎平等，任何应受相同苛责的人，在法律面前都应受到平等的处罚，戴胄有此坚持，诚难能可贵。然而，暂且不论以现代人思维对古人行事妄加评论的合适与否，笔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其中的制度架构，即官员问责制度。笔者认为，在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的当下，我们的公权机关，不论级别高低，都应本着负责的态度，以有错即改的勇气进行自我问责，而不应得到特优甚至豁免对待。这不仅是对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责任意识的缺失、道德自律弱化、民主法治意识淡薄等原因造成了官员问责文化的滞后，继而导致官员失职后的沉默、推诿，不了了之，引发了人们对公权机关公信力的质疑，继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国古代有语焉：“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就是古代帝王们有名的罪已诏，也是官员问责的榜样及雏形。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切都是日新月益，这给我们公权机关的职能转化带来了莫大的仓促感，传统的政府管理理念无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态势。有著名的公共管理学家指出：“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
　　推行官员问责制是建设责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作为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政府必须回应民众诉求，切实履行职责，承担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必须强化对官员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防止其滥用权力。虽然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但我们的政府及官员们必须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2003年的非典开启官员问责的先河，接踵而至的松花江水污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到最近山西溃坝事故和三鹿奶粉等事件，各级官员被问责者颇多，这不是暴露问题，而恰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题中之义。温家宝总理在一《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种种态势表明我们政府及其官员们的决心，而这种决心也砥砺着法治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