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院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时，当事人在工程质量、造价等方面的争议一般都会涉及工程方面的专业性知识，建设工程施工资料又动辄数十百册，很难在有限的庭审时间内通过证据质证程序辨别真伪，因此对工程造价、质量进行司法鉴定已越来越多地成为此类案件审理过程中最终一锤定音的手段。但与对司法鉴定手段过度依赖的状况相反的是，我国相应司法解释已作创设性规定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则不仅能弥补司法鉴定手段本身功能性的不足，更能起到督促司法鉴定程序良性运作的作用，并有助于帮助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一举摆脱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及面对司法鉴定结论时的茫然被动的局面，促使案件审理进程按照客观、公正的轨道进行。为此，本文拟就此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作用的必要性（专家辅助人制度有助于弥补司法鉴定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特征决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对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补充。
　　司法鉴定制度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制度，其制度核心是当事人仅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提出申请，鉴定人与当事人并无直接联系，是否委托鉴定及鉴定人选择的最终决定权均掌握在法官手中，充分体现了职权主义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英美法系国家为适应对抗式诉讼模式而采用的专家证人制度，专家证人制度以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专家证人委托程序的启动、专家证人的选聘等事项为核心内容。司法鉴定制度的职权主义特征虽然使法官掌握了庭审的主动性，但混淆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与法官查明责任的界限，直接动摇了法官的中立地位。而我国设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后发展而成的配套制度，旨在限制司法鉴定制度的职权主义色彩，给予当事人更多的进行诉讼对抗的权限和能力，从而构成了对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补充。
　　（二）司法鉴定制度本身的功能型缺陷决定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能够弥补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在工程质量、造价等方面的争议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司法鉴定程序相较于专家辅助人程序而言，程序更为复杂，成本也较为高昂，因此，实际上许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工程质量、造价争议无须或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程序解决。比如：
　　1. 某些争议仅涉及简单的技术问题，技术含量不高，法官和当事人虽限于专业知识的欠缺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对于专家辅助人而言可能就属于常识范畴，要解决争议系举手之劳。对于这一类争议，笔者认为从诉讼的效率和经济性角度考虑，就无须通过启动司法鉴定程序解决；
　　2. 某些案件因涉案工程施工时间久远而导致的施工资料散失、或工程本身已遭毁损而难以确定工程原有状况等原因造成无法对工程质量、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对于此类争议，相信专家辅助人当庭提供的专家意见也能大大增强当事人和代理人对己方观点的说服力，同时也能帮助法官更容易形成内心确信；
　　3. 还有一些案件，虽存在工程质量、造价等方面的争议，但因为争议标的额过高，当事人双方谁也无力或不愿承担高昂的司法鉴定成本；或争议标的额虽不大，但司法鉴定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成本过高，因而当事人双方均未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对于此类案件，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就成为了一个更为经济和便捷的选择。
可见，在处理工程质量、造价争议的过程中，司法鉴定手段并不能起到包治百病的作用，专家辅助人制度完全能对我国现有的司法鉴定制度形成良好的补充。
　　（三）我国现行司法鉴定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封闭性和专业性决定了专家辅助人的参与能对司法鉴定程序的运作形成有效的监督。
　　　司法鉴定的独立性体现在司法鉴定人的具体鉴定工作独立于委托人、当事人、司法鉴定机构的行政领导和其他司法鉴定人。虽然由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因与当事人无直接联系，似乎是客观中立的，且从理论上法官和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过程和鉴定结论的作出均有监督的权利，同时鉴定结论从证据性质上也并不是法官当然采信的证据，还应经庭审质证程序，但由司法鉴定的独立性而必然导致的司法鉴定程序的相对封闭性已致使法官及当事人实际上无法准确掌握司法鉴定的进程并掌握足够的信息，处于被动的等待鉴定结果的处境。法官及当事人对专业知识的欠缺和对相应信息掌握的不完整更使得对鉴定人行为及司法鉴定过程的监督和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的力度和依据。显然仅依赖鉴定人自身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和真实，这种保证过于无力和脆弱，难以取得当事人的信任，这也是司法鉴定结论屡屡被当事人提出质疑的原因之一。
　　而专家辅助人通常拥有比法官和当事人丰富得多的专业知识，足以对司法鉴定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专家辅助人在司法鉴定过程中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则一方面能及时帮助当事人排疑解惑、发表意见，减少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因无端猜疑而引起的不必要的争执，提高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能增大司法鉴定程序的透明度并对司法鉴定程序的运作形成有效的监督。
　　二、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建设及司法实践的现状
　　（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学界内普遍认为正是该条款创设了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该条款所称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即“专家辅助人”。 但该条款仅对专家辅助人出庭的申请人、专家辅助人主要权利义务及专家辅助人聘请费用承担作了原则的规定，并未涉及专家辅助人法律地位、意见效力、资格审查方式及参与诉讼程序等方面内容，至今我国也未再颁布其他配套法律法规。可供参照执行的具体操作规程的缺位使得法官及当事人在真正需要启动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程序时无所适从。
　　（二）专家辅助人制度已创设近五年，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参与人身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和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进程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无论是1998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网事第一告——IP电话案”、2003年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奔驰轿车质量纠纷案，还是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电磁辐射超标的案件，专家辅助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当事人双方在工程质量、造价等方面存在争议时，司法鉴定似乎仍然是当事人进行诉讼对抗和法官赖以作出最终判断的最主要的手段，而鲜见专家辅助人的身影。